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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本质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置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之下。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不能让统治阶级利益受损来推动经济发展。
在这种思路下，北上广（深）是三个目的，三种不同的作用。
北京模式，本质是传统的左翼社会主义样板间。
北京样板间主要内容。
第一个是民生基础领域的消费物价低。公共交通费用，蔬菜肉蛋费用，都必须保持低位。
第二个是北京必须体现社会精神文明。爱国，有道德，福利高。
像北京当年汽车牌照摇号制度开始之前，有人建议学习上海搞拍卖。北京一位市领导就立刻否定，理由就是中央精神认为，北京应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文明的窗口作用。不能搞金钱交易原则，而是人人平等原则。摇号是奔着人人平等而制定的，拍卖是金钱交易原则。所以北京不能搞拍卖。
第三点，北京承担的是统治权力的稳定义务，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义务。这个不用太多论证了。
广东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发动机。这个模式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积累初期的血汗模式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阶段，全都是在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配合机器使用率普及降低成本来倾销完成的。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太落后，更是只能从做苦工开始积累。
而广东模式和英美资本主义初期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利用对工会特殊的控制，帮助了广东省内的投资资本的高速发展。又利用体制优势，对汇率的操控，成功扩大的出口倾销的效果。
但是广东模式，其实比北京模式腐败很多。上文说了，北京因为被定格在社会主义文明窗口，它不仅福利高，资源使用价格低，而且它的基层政务系统相对廉洁守法。
相反，广东的基层政务腐败惊人。而且是赤裸裸腐败。广东很多当地派出所的小政委，还有小村长，都可以身价过亿。因为他们在当地的桑拿和娱乐中心里可以公开参股。这在北京虽然也有，但都属于高级权贵及其门客的特权。基层政务系统无法插手的。
（题外话：中国人最矛盾的地方，就是人人都在骂北京模式，人人都在捧广东模式。但反过来真要扪心自问，人人都会承认自己也追求北京模式中的高福利，低资源价格，相对廉洁的基层政务系统等结果；反而人人都会承认自己不愿意在富士康里长期打工）
所以我觉得广东模式，北京模式，并不是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而是价值观和现实的矛盾统一。别忘了，前国家主席刘先生，深谙马列理论，作为党内的理论家，曾经高喊出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言论。今天的广东模式，不是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马列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工厂’地位。
上海模式，是很有意思的。他体现的才是真正的‘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部分。
所谓特色，就是我本文开头说的。中国的一切经济发展，以上层阶级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
今天的上海，根本就不是当年东方巴黎之称的自由港上海。那个上海的繁荣属于西方殖民者。
今天的上海，gdp的80%来自于服务业，对江苏浙江的经济辐射性作用也微乎其微。
他今天对政治局势唯一的作用，和北京模式一样，是一种信心和承诺。
北京模式是告诉外界，坚持走社会主义总路线不动摇，稳定的是官僚系统的信心。维护广东模式，坚持血汗工厂，不是为了维护富人，而是为了维护穷人，让穷人有一个工作机会，防止大量打工仔回潮家乡，无法就业而导致社会大幅度动乱。
而苦心孤诣，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营造一个高度繁荣的上海。其实是在稳定新兴的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富人暴发户的信心。
而且中国改革开放，是西方资本在背书。通过wto，西方跨国资本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基础上，才会同意中国进入西方市场。而上海，就有了权贵集团和境外跨国资本进行‘合法分赃’的窗口作用。而进行非法黑色分赃的窗口就是香港。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形成吸引全国资本去上海的一个效应。的确有人会从中发财致富。参见澳门回归前经济一蹶不振，赌王差点收山不干了。而回归以后，仅仅一个港澳直通，让澳门当地财富水平迅速超越香港。
但是否对全国有利？会不会造成地区发展更不平衡？这就可就难说了。